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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几方面,第一,没有一个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的皇帝,第二,触犯了绝大部分勋贵和***的既得利益。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宋仁宗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皇帝,想改革,却又不愿意得罪勋贵和大部分官员,本来改革就是牺牲小部分的利益来成全大部分人的利益,可是,这小部分人才是国家的高层,是能影响皇帝决断力的人,那大部分人却没有机会得见天颜。
庆历改革最根本的措施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其中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属于人事改革,这方面阻力最大,这些都是勋贵和***的特权,官员们推荐自己的家人朋友为官从中牟利,你让他失去,一定是会反抗的。均公田也是反应比较大的,吃到嘴里的田地,你让他吐出来,很难。庞大的官员群体,庞大的利益团体,改革只进行了一年就结束了。
范仲淹是个改革家,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终宋一代,也没有解决冗兵冗官。最终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北宋步入中期后,帝国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外部契丹大兵压境、西北党项崛起,内部官员养尊处优、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谏官们归纳为冗兵、冗官、冗费。种种现状迫使宋仁宗赵祯做出改变。
赵祯分别任命范仲淹、富弼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加上韩琦、欧阳修等人,改革大幕即将拉开。范仲淹呈上洋洋数千言的《十事疏》成为“庆历新政”的改革宣言和蓝本。所以,庆历新政说是范仲淹的改革也没错。他走向失败有几个原因。
范仲淹改革有十条内容,核心是整顿吏治,涉及五条:1、明黜陟,改革官员的绩效考核及选拔办法;2、抑侥幸,限制恩荫、严格选拔馆阁人选;3、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兴办州县学校;4、择官长,严格选拔地方官;5、均公田,改善中下级官吏待遇。
改革吏治最容易损坏当权者利益。原本可以举荐家属亲人的,现在给限制了;原来可以混日子的,现在管得严格了,谁受得了?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在改革中,范仲淹取来官吏花名册,将那些不才之人全部勾去。富弼见他勾得不亦说乎,就质疑道,你这一笔下去倒是容易,殊不知人家全家都会哭呢!
范仲淹不理会,他回答道,一家哭,也好过一地百姓哭!
就是说,范仲淹为了不让百姓哭而让官吏哭。结果就是得罪了当权者,最终就会导致自己哭。他下台后,那些官吏的特权全部恢复,有利于他们的改革得以保持,损害他们的改革全部废除。
这有三方面原因。
1、改革内容欠缺。10条内容5条整顿吏治,富国强兵3条措施中的修武备、恢复府兵制又没有实施,加上最后2条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执行力建设建议,这就是整个改革内容。
可以说,除掉触犯当权者利益的举措外,范仲淹改革举措确实乏善可陈,也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都会失败。这些失败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一点,所有的改革都不在适合生存的土壤里。
我们总会设想,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了会怎么样,如果庆历新政成功了会怎么样,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又将会怎么改变中国命运的走向。只是,这些设想都建立在变法失败的基础上罢了。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股势力,叫守旧派。千百年来,一直在顽强地阻挠任何能让中国更加富强先进的变革。为了他们的固有利益,他们牢牢地联合在一起,将一切的新事物视为异端邪说视为洪水猛兽。即使偶尔会有些开明的君主愿意有所作为,也最终会陷入僵局,种种措施无法有效施行。
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基本就是政党相争的结局,其中至关重要的人就是宋仁宗宰相夏竦(当然他这会还不是宰相)。
在讲夏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吕夷简。公元1022年,年幼的宋仁宗即位,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也就是相当于宰相了。但是此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刘太后此人刚愎自用,又丝毫不懂国家之事,整个北宋朝廷自然就是贪官污吏横行。
也是由此,吕夷简不得不纠结党派(也就是后面的革新党)力抗刘太后,不得不说还亏了吕夷简的到处周旋才打理好当时的朝政,直到宋仁宗亲政之后,吕夷简就以功臣自居了。回到夏竦这个人,当时吕夷简和夏竦同为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赏识,但是吕夷简亲王旦,夏竦却亲近宦官张怀德和另一位宰相王钦若。所以很自然,当仁宗亲征,吕夷简及其党派做大的时候,夏竦是受到排挤且不得志的。
但是夏竦毕竟也是人才,而且当时不管是资历还是其他都仅次于吕夷简,所以吕夷简退休之后就故意推荐夏竦为接班人。但是没想到的是,吕夷简也在这是和他的革新派抓住夏竦在陕西边关对抗西夏的时候不作为为理由弹劾夏竦,结果一来二去的,夏竦被贬到了亳州。
眼见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夏竦肯定是不甘心,此时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夏竦以革新派中石介为突破口,指责阳修、范仲淹、杜衍等结党,迷朝误国,而他们都是站在吕夷简这边的革新派代表。更在石介家中搜出了革新派准备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的阴谋。这些一下,范仲淹等人哪还有理说的清,只好主动请求贬官外放,而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了。
所以,这是人祸啊。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代北宋名相范仲淹于庆历六年在邓州写下的传世名篇中开篇第一句,句中提到的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年进士,当初俩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更重要的是滕子京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坚决拥护者。
而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巴陵郡是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开始的改革新政遇到了强大阻力的开始。
宋仁宗登基后还是很想有些作为,大宋内外交困,也不得不有所改革。庆历三年在皇帝的诚意和信任下范仲淹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说出了一个真理,大意就是历代的政策都有弊端,一成不变,必生祸乱。
除军事外,其主要重点是对干部制度改革。大宋轻武重文,冗官太多,科举考试名额之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科举还算好点,毕竟要考一考,可要命的还有“门荫”和“纳粟”,前者是皇帝子弟及外戚后裔封官,后者就是买官,只要出钱就能当官。
这样造成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办事效率越来越低,国家财政不堪负担。范仲淹重点打击“门荫”制度,下发《任子诏》,限制干部子弟当官,还和富弼,翰琦商量对策,把一些地方的多肥部门领导人任期定为三年。
又派王鼎等明查暗访各地各级官员,提拔能干的,撤职不合格的。有人劝道“撤职笔一划就容易,你可知道他后面全家都在哭呢”,范仲淹回答了一句历史名言“他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哭好”。
中国的改革历来如此,只要牵涉到个人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受到伤害,就千方百计相互串通铲除改革者。还是老套路从经济问题下手,先弹劾改革的支持者滕子京,张亢有***行为,这滕飞子京以前批评过仁宗好吃好喝,仁宗勉不了有些记仇,这下将二人免官,滕子京就有了谪守巴陵郡的事,也造就了庆历六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再就是载脏陷害,让人模仿范仲淹老友石介的笔迹给改革派写了封信,信中暗示要发动***拉仁宗下台。仁宗毕竟也不是昏君,对这些也不大相信,就最多心里有些犯嘀咕而已。
最后一招直击仁宗的痛点,宰相贾昌朝,王拱成指示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有朋党之嫌,结党营私,扰乱朝廷。这一下真正牵动了仁宗的神经。有宋以来,太祖太宗以唐朝牛李党争为戒,严禁大臣之间结成派系或者朋党,连新中的举人也禁止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真宗,仁宗朝也三令五申都在这点上表示过坚决的态度。
可君子坦荡荡,庆历四年四月在朝堂上仁宗问起小人,君子结党的事,范仲淹理直气壮地回答君子也可结正党,小人结***,皇帝只要分清楚,君子结党对国家有好处也行,仁宗对这个回答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这触及了他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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